2004年底，_上海还发生了一场市民王徐英要求改日本名而被判决败诉的风波。原来，王徐英嫁了一个有日本继父的丈夫，丈夫还被起了个日本名字柴岗龙清。柴岗龙清的母亲在20世纪30年代做导游，结识了在上海的日本人柴岗文雄，并带他改嫁给这位日本人。后来，柴岗文雄回国，娶日本妻子柴岗芳子，但一直没有生育。中日邦交正常化后，柴岗文雄于1974年到上海探亲，回日本5年后病逝，仍健在的柴岗芳子承认这位继子和媳妇的合法性，并在他们到日本探亲时称王徐英的丈夫为柴岗龙清，称王徐英为柴岗英子。在日本期间，二人还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，这些朋友都叫他们的日本名字。回国后，在与柴岗芳子和日本朋友的书信往来中，大多数来信都在信封上写着柴岗龙清、柴岗英子收。但由于日本来信的收信人名字与身份证、户口本名字不符，二人与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大费周章。最后，王徐英的丈夫到派出所要求在自己的户口本上添加柴岗龙清为“曾用名”，但接待的户籍警先是惊讶地打量他，随后要求他回家准备一份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。两个月后，派出所作出了“不予更改”的答复。对此，王徐英经过一天的思考，告诉丈夫不仅要加曾用名，而且她自己还要改名柴岗英子。于是，在当年n月10日，她把该派出所告到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庭，理由是派出所行政不作为，干涉和侵犯了她的姓名权。12月17日，浦东法院作出判决，驳回了她要求改名的上诉。事情传出后，不少人对此发表评论，认为不管其中有多么复杂的原因，一个中国公民无故把使用了几十年的名字抛弃，另起一个不符合所在民族习惯的名字，毕竟是一种“缺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”的表现，法院驳回其上诉不只是对稳定社会秩序负责，也是在维护民族的利益。

对于这种观点，如果我们放在起名的角度看，显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当然，有人在起名时起过于洋化的名字，有种心态可能是为了赶时髦。其实，这种赶时髦的心态由来已久。在历史的任何阶段，总会涌现出一些极为时髦的字眼儿。如果起名时追逐这样的字，就让人感觉是为了跟风，或者是起名人的文化素质差，俗不可耐，而且这样的名字也容易重复。20世纪50年代的“建国”，70年代的“卫东”，可以说遍及大江南北，“李建国”、“马建国”、“陈建国”、“王卫东”、“刘卫东”、“赵卫东”几乎是千人一面。但这些名字都曾经是最时髦的名字，而在现在看来，则都成了政治狂热情绪蔓延的代表，是把政治色彩溶人姓名中的极端表现。而在近些年，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经济文化建设成就日新月异，几乎每天都有大事发生，有不少人在起名时也追赶这种潮流，起一些如_上述奥古辜耶、萨达姆·邓·非典、柴岗英子之类的名字;还有人热衷于起4个字的名字，觉得这样的名字时髦，所起的名字有胡陶佳子、阎冬飞雪、园丁四郎等。其实，从名字的角度说，这些名字除了是4个字外几乎让人找不到更多的文化内涵：起名“胡陶佳子”无非是模仿西方名剧《胡桃甲子》，“阎冬飞雪”无非是用了“严冬飞雪”的谐音，而“园丁一四郎”，怎么看怎么像日本人的名字，与卜述“柴岗英子”几乎没有区别。尽管也有报道说起名“园丁四郎”完全与日本名字无关，是因为孩子的父母分别姓李和丁，都是老师，孩子深得外公的喜欢，但由于孩子的母亲只有姐妹三个，没有兄弟，于是便想让儿子跟自己姓，而孩子的父亲怎么也不同意。由于僵持不下，两人最后决定谁的姓都不跟，而以父母二人的职业为姓，用这一职业的别称“园丁”为姓;又因为孩子是孙子辈的第四个男孩子，于是起名叫‘。园丁四郎” 。

但不管原因如何，也不管有多么充足的理由，孩子在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可能向每个人都解释这样起名的原因，别人看到后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像日本人的名字，他的名字是洋化名字的事实一点也不能改变。诚然，名字的确需要色彩去点缀，但名字的色彩需要五颜六色。如果人人都去追逐时髦的字眼儿，也未免太单调乏味。由此不能不让人深思，虽然我国有几千年历史传统，讲究忠孝仁义、礼智道德，但占人起名使用这些字的频率实际上不高，说明古人起名也不喜欢赶时髦。孔子讲了一辈子“礼”和“仁”，但为儿子起的名字却是“鲤”。追逐时髦字眼只是幼稚和肤浅的表现，也不懂事过境迁的道理，但给使用者带来了鲜明的时代痕迹，是我们在起名时应设法回避的。为了限制起名过于洋化，追赶时髦，国家的人口管理部门也做了不少工作。除在即将出台的《姓名条例》中规定不能使用英文名字登记户口或起英文名字须用汉语代替外，在日常管理中也拒绝为那些过于洋化的名字办理人户手续。如在2005年10月，河南登封市一位姓胡的先生本想为新生的儿子起名“胡D"，但在为儿子办理婴儿出生证明时首先被医院拒绝，派出所也接着表示不能用这个名字给孩子办理人户手续。当他在了解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后，最终用“胡摘”这一名字为孩子上了户。